TigerWoods

宇宙的起源—霍金2006年在北京的演讲（全文）
            

            算是比较生动有趣吧。文字意思基本上都看得懂，但要深入理解则需读后细细琢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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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转自星火新青年论坛·自然科学版：http://www.youth-sparks.com/bbs/forumdisplay.php?fid=10

            宇宙的起源—霍金（人民大会堂演讲全文）

            （2006年）6月19日上午，英国物理学大师霍金教授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6年国际弦理论大会开幕式，并作“宇宙的起源”主题演讲。以下为霍金当天上午的演讲全文：

            根据中非Boshongo人的传说，世界太初只有黑暗、水和伟大的Bumba上帝。一天，Bumba胃痛发作，呕吐出太阳。太阳灼干了一些水，留下土地。他仍然胃痛不止，又吐出了月亮和星辰，然后吐出一些动物，豹、鳄鱼、乌?、最后是人。

            这个创世纪的神话，和其它许多神话一样，试图回答我们大家都想诘问的问题：为何我们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一般的答案是，人类的起源是发生在比较近期的事。人类正在知识上和技术上不断地取得进步。这样，它不可能存在那么久，否则的话，它应该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一点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了。

            例如，按照Usher主教《创世纪》把世界的创生定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另一方面，诸如山岳和河流的自然环境，在人的生命周期里改变甚微。所以人们通常把它们当作不变的背景。要么作为空洞的风景已经存在了无限久，要么是和人类在相同的时刻被创生出来。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宇宙有个开端的思想。例如，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相信宇宙已经存在了无限久的时间。某种永恒的东西比某种创生的东西更完美。他提出我们之所以看到发展处于这个情形，那是因为洪水或者其它自然灾害，不断重复地让文明回复到萌芽阶段。信仰永恒宇宙的动机是想避免求助于神意的干涉，以创生宇宙并启始运行。相反地，那些相信宇宙具有开端的人，将开端当作上帝存在的论据，把上帝当作宇宙的第一原因或者原动力。

            如果人们相信宇宙有一个开端，那么很明显的问题是，在开端之前发生了甚么？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前，他在做甚么？他是在为那些诘问这类问题的人准备地狱吗？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十分关心宇宙有无开端的问题。他觉得，不管宇宙有无开端，都会引起逻辑矛盾或者二律背反。如果宇宙有一个开端，为何在它起始之前要等待无限久。他将此称为正题。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已经存在无限久，为甚么它要花费无限长的时间才达到现在这个阶段。他把此称为反题。无论正题还是反题，都是基于康德的假设，几乎所有人也是这么办的，那就是，时间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时间从无限的过去向无限的将来流逝。时间独立于宇宙，在这个背景中，宇宙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直至今天，在许多科学家的心中，仍然保持这样的图景。然而，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他的革命性的广义相对论。在该理论中，空间和时间不再是绝对的，不再是事件的固定背景。相反地，它们是动力量，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确定其形状。它们只有在宇宙之中才能够定义。这样谈论宇宙开端之前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这有点儿像去寻找比南极还南的一点没有意义一样。它是没有定义的。

            如果宇宙随时间本质上不变，正如20世纪20年代之前一般认为的那样，就没有理由阻止在过去任意早的时刻定义时间。人们总可以将历史往更早的时刻延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所谓的宇宙开端都是人为的。于是，情形可以是这样，这个宇宙是去年创生的，但是所有记忆和物理证据都显得它要古老得多。这就产生了有关存在意义的高深哲学问题。我将采用所谓的实证主义方法来对付这些问题。在这个方法中，其思想是，我们按照我们构造世界的模型来解释自己感官的输入。人们不能询问这个模型是否代表实在，只能问它能否行得通。首先，如果按照一个简单而优雅的模型可以解释大量的观测；其次，如果这个模型作出可能被观察检验，也可能被证伪的明确预言，这个模型即是一个好模型。

            根据实证主义方法，人们可以比较宇宙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宇宙是去年创生的，而另一个是宇宙已经存在了远为长久的时间。一对孪生子在比一年前更早的时刻诞生，已经存在了久于一年的宇宙的模型能够解释像孪生子这样的事物。

            另一方面，宇宙去年创生的模型不能解释这类事件，因此第二个模型更好。人们不能诘问宇宙是否在一年前确实存在过，或者仅仅显得是那样。在实证主义的方法中，它们没有区别。

            在一个不变的宇宙中，不存在一个自然的起始之点。然而，20世纪20年代当埃德温.哈勃在威尔逊山上开始利用100英寸的望远镜进行观测时，情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哈勃发现，恒星并非均匀地分布于整个空间，而是大量地聚集在称为星系的集团之中。

            哈勃测量来自星系的光，进而能够确定它们的速度。他预料向我们飞来的星系和离我们飞去的星系一样多。这是在一个随时间不变的宇宙中应有的。但是令哈勃惊讶的是，他发现几乎所有的星系都飞离我们而去。此外，星系离开我们越远，则飞离得越快。宇宙不随时间不变，不像原先所有人以为的那样。它正在膨胀。星系之间的距离随时间而增大。

            宇宙膨胀是20世纪或者任何世纪最重要的智力发现之一。它转变了宇宙是否有一个开端的争论。如果星系现在正分开运动，那么，它们在过去一定更加靠近。如果它们过去的速度一直不变，则大约150亿年之前，所有星系应该一个落在另一个上。这个时刻是宇宙的开端吗？

            许多科学家仍然不喜欢宇宙具有开端。因为这似乎意味著物理学崩溃了。人们就不得不去求助于外界的作用，为方便起见，可以把它称作上帝，去确定宇宙如何起始。因此他们提出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宇宙此刻正在膨胀，但是没有开端。其中之一便是邦迪、高尔德和霍伊尔于1948年提出的稳恒态理论。

            在稳恒态理论中，其思想是，随著星系离开，由假设中的在整个空间连续创生的物质形成新的星系。宇宙会永远存在，而且在所有时间中都显得一样。这最后的性质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可以用观测来检验的明确预言，具有巨大的优点。在马丁.莱尔领导下的剑桥射电观测天文小组，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弱射电源进行了调查。这些源在天空分布得相当均匀，表明大部分源位于银河系之外。平均而言，较弱的源离得较远。

            稳恒态理论预言了源的数目对应于源强度的图的形状。但是观测表明，微弱的源比预言的更多，这表明在过去源的密度较高。这就和稳恒态理论的任何东西在时间中都是不变的基本假设相冲突。由于这个，也由于其它原因，稳恒态理论被抛弃了。

            还有另一种避免宇宙有一开端的企图是，建议存在一个早先的收缩相，但是由于旋转和局部的无规性，物质不会落到同一点。相反，物质的不同部分会相互错开，宇宙会重新膨胀，这时密度保持有限。两位俄国人利弗席兹和哈拉尼科夫实际上声称，他们证明了，没有严格对称的一般收缩总会引起反弹，而密度保持有限。这个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十分便利，因为它避免了有关宇宙创生的难以应付的问题。因此，这对于苏联科学家而言成为一篇信仰的文章。

            当利弗席兹和哈拉尼科夫发表其断言时，我是一名21岁的研究生，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正在寻找一个问题。我不相信他们所谓的证明，于是就著手和罗杰.彭罗斯一起发展新的数学方法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证明了宇宙不能反弹。如果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就存在一个奇点，这是具有无限密度和无限时空曲率的点，时间在那里有一个开端。

            在我得到第一个奇点结果数月之后，即1965年10月，人们得到了确认宇宙有一个非常密集开端的思想的观察证据，那是发现了贯穿整个空间的微弱的微波背景。这些微波和你使用的微波炉的微波是一样的，但是比它微弱多了。它们只能将匹萨加热到摄氏负270.4度，甚至无法将匹萨化冻，更不用说烤熟它。实际上你自己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微波。把你的电视调到一个空的频道去，在荧幕上看到的雪花的百分之几就归因于这个微波背景。早期非常热和密集状态遗留下的辐射是对这个背景的仅有的合理解释。随著宇宙膨胀，辐射一直冷却下来，直至我们今天观察到它的微弱的残余。

            虽然彭罗斯和我自己的奇性定理预言，宇宙有一个开端，这些定理并没有告诉宇宙如何起始。广义相对论方程在奇点处崩溃了。这样，爱因斯坦理论不能预言宇宙如何起始，它只能预言一旦起始后如何演化。人们对彭罗斯和我的结果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上帝由于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选择宇宙的启始方式。这是约翰.保罗教的观点。在梵蒂冈的一次宇宙论会议上，这位教皇告诉代表们，在宇宙起始之后，研究它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不应该探究起始的本身，因为这是创生的时刻，这是上帝的事体。我暗自庆幸，他没有意识到，我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刚好提出宇宙如何起始。我可不想象伽利略那样被递交给宗教裁判厅。

            对我们结果的另外解释，这也是得到大多数科学家赞同的解释。这个结果显示，在早期宇宙中的非常强大的引力场中，广义相对论崩溃了，必须用一个更完备的理论来取代它。因为广义相对论没有注意到物质小尺度结构，而后者是由量子理论制约的，所以人们预料总要进行这种取代。在通常情况下，因为宇宙的尺度和量子理论的微观尺度相比较极为巨大，所以是否取代无所谓。但是当宇宙处于普朗克尺度，也就是1千亿亿亿亿分之一米时，这两个尺度变成相同，必须考虑量子理论。

            为了理解宇宙的起源，我们必须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相结合。里乍得.费恩曼对历史求和的思想似乎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法。里乍得.费恩曼是一位多姿多彩的人物。他在帕沙迪那的脱衣舞酒吧里敲小鼓，又是加州理工学院卓越的物理学家。他提议一个系统从状态A到状态B经过所有可能的路径或历史。

            每个路径或者历史都有一定的振幅和强度。而系统从A到B的概率是将每个路径的振幅加起来。存在一个由兰干酪制成月亮的历史。但是其振幅很低。这对于老鼠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宇宙现在状态的概率可将结局为这个状态的所有历史迭加得到。但是这些历史如何起始的呢？这是一个改头换面的起源问题。是否需要一个造物主下达命令，宇宙如此这般起始呢？还是由科学定律来确定宇宙的初始条件呢？

            事实上，即便宇宙的历史回到无限的过去，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宇宙只在150亿年前起始，这个问题就更加急切。询问在时间的开端会发生甚么，有点像当人们认为世界是平坦的，询问在世界的边缘会发生甚么一样。世界是一块平板吗？海洋从它边缘上倾泻下去吗？我已经用实验对此验证过。我环球旅行过，我并没有掉下去。

            正如大家知道的，当人们意识到世界不是一块平板，而是一个弯曲的面时，在宇宙的边缘发生甚么的问题就被解决了。然而，时间似乎不同。它显得和空间相分离。象是一个铁轨模型。如果它有一个开端，就必须有人去启动火车运行。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将时间和空间统一成时空。但是时间仍然和空间不同，它正像一个通道，要么有开端和终结，要么无限地伸展出去。然而，詹姆.哈特尔和我意识到，当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相结合时，在极端情形下，时间可以像空间中另一方向那样行为。这意味著，和我们摆脱世界边缘的方法类似，可以摆脱时间具有开端的问题。

            假定宇宙的开端正如地球的南极，其纬度取时间的角色。宇宙就在南极作为一个起始点。随著往北运动，代表宇宙尺度的常纬度的圆就膨胀。诘问在宇宙开端之前发生了甚么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在南极的南边没有任何东西。

            时间，用纬度来测量，在南极处有一个开端。但是南极和其它的点非常相像。至少我听别人这么讲的。我去过南极洲，没有去过南极。

            同样的自然定律正如在其它地方一样，在南极成立。长期以来，人们说宇宙的开端是正常定律失效之处，所以宇宙不应该有开端。而现在，宇宙的开端由科学定律来制约，所以反对宇宙有开端的论证不再成立。

            詹姆.哈特尔和我发展宇宙自发创生的图景有一点像泡泡在沸腾的水中形成。

            其思想是，宇宙最可能的历史象是泡泡的表面。许多小泡泡出现，然后再消失。这些对应于微小的宇宙，它们膨胀，但在仍然处于微观尺度时再次坍缩。它们是另外可能的宇宙，由于不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来不及发展星系和恒星，更不用说智能生命了，所以我们对它们没有多大兴趣。然而，这些小泡泡中的一些会膨胀到一定的尺度，到那时可以安全地逃避坍缩。它们会继续以不断增大的速率膨胀，形成我们看到的泡泡。它们对应于开始以不断增加的速率膨胀的宇宙。这就是所谓的暴胀，正如每年的价格上涨一样。

            通货膨胀的世界纪录应归一战以后的德国。在18月期间价格增大了一千万倍。但是，它和早期宇宙中的暴胀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宇宙在比一秒还微小得多的时间里膨胀了十的30次方倍。和通货膨胀不同，早期宇宙的暴胀是非常好的事情。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均匀的宇宙，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然而，它不是完全均匀的。在对历史求和中，稍微具有无规性的历史和完全均匀和规则历史的概率几乎相同。因此，理论预言早期宇宙很可能是稍微不均匀的。这些无规性在从不同方向来的微波背景强度上引起小的变化。利用MAP(微波各向异性)卫星已经观察到微波背景，发现了和预言完全一致的变化。这样，我们知道自己正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

            早期宇宙中的无规性，意味著在有些区域的密度，比其它地方的稍高。这些额外密度的引力吸引使这个区域的膨胀减缓，而且最终能够使这些区域坍缩形成星系和恒星。请仔细看这张微波天图。它是宇宙中一切结构的蓝图。我们是极早期宇宙的量子起伏的产物。上帝的确在掷骰子。

            在过去的百年间，我们在宇宙学中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膨胀的发现，粉碎了永远存在并将永远继续存在的宇宙的古老图象。取而代之，广义相对论预言，宇宙和时间本身都在大爆炸处起始。它还预言时间在黑洞里终结。宇宙微波背景的发现，以及黑洞的观测，支持这些结论。这是我们的宇宙图象和实在本身的一个深刻的改变。

            虽然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宇宙来自于过去一个高曲率的时期，但它不能预言宇宙如何从大爆炸形成。这样，广义相对论自身不能回答宇宙学的核心问题，为何宇宙如此这般。然而，如果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相合并，就可能预言宇宙是如何起始的。它开始以不断增大的速率膨胀。这两个理论的结合预言，在这个称作暴胀的时期，微小的起伏会发展，导致星系、恒星以及宇宙中所有其它结构的形成。对宇宙微波背景中的小的非均匀性的观测，完全证实了预言的性质。这样，我们似乎正朝著理解宇宙起源的正确方向前进，尽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我们通过精密测量空间航空器之间距离，进而能够检测到引力波，就会打开极早期宇宙的新窗口。引力波从最早的时刻自由地向我们传播，所有介入的物质都无法阻碍它。与此相比较，自由电子多次地散射光。这种散射一直进行到30万年后电子被凝结之前。

            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伟大成功，并非一切都已解决。我们观察到，宇宙的膨胀在长期的变缓之后，再次加速。对此理论还不能理解清楚。缺乏这种理解，对宇宙的未来还无法确定。它会继续地无限地膨胀下去吗？暴胀是一个自然定律吗？或者宇宙最终会再次坍缩吗？新的观测结果，理论的进步正迅速涌来。宇宙学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和活跃的学科。我们正接近回答这古老的问题：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

可以锻炼一下英文演讲，看看吧：

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转载）

　　2007年6月7日

　　阮一峰 译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
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
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
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
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
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
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
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
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
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
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
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
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
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
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
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
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
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
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
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
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
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
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
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
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
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
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
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
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
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
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
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
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
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
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
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
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
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
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
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
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
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
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
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
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
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
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
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
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
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
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
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
——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
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
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
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
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
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
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
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
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
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
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
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
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
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
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
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
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
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
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
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
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
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
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
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
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
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
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
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
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
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
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
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
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
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
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
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
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
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
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
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
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
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
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
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
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
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
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
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
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
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
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
贫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
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
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
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
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
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
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
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
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
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
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
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
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
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
对他们的期待也更多。"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
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利，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
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
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
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
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
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
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
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
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
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
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
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
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
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
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
为人类。

　　Good luck.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不可听从的四条理财建议（转载）

（编者按：本文作者Jonathan Clements是《华尔街日报》个人理财专栏“Getting Going”的专栏作家）

            
            如果你现在二十多岁，虽然或许还没到发财的时候，但在理财方面肯定已经获得了许多谆谆教导。

            比如说，你肯定被告知要勤于储蓄，不要拖延向401(k)计划缴款，避免背负信用卡债务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

            但也有些并不那么好，比如下面四则广受欢迎的建议：

1、多攒现金

            如果你刚出校门，心中很可能充斥着各种理财、消费计划，比如买辆车，置一所房子，或者到股票市场一试身手。但一些财务专家却建议说，你在理财方面的当务之急是攒下一笔相当于你六个月生活费的应急储蓄，这笔钱应保守投资，比如用来购买货币市场基金或存成定期储蓄。

            恕我直言，这种做法既不聪明又不现实，一点也不明智。即使你每月都将税后收入的10%积攒起来，要攒够六个月的生活费可能也要四年左右的时间。你将这笔钱攒够后可能就会将其用于低风险投资，听任其在你余生中只换得微薄回报。

            听上去不大美妙吧？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呢。因为要积攒这笔应急储蓄，你可能无暇顾及向401(k)计划缴款和积攒购房首付款等重要事项，而不向401(k)计划缴款就得不到顾主为你缴付的那笔同额资金。

            我的建议是：别去攒什么应急储蓄。首先要保证向401(k)计划足额缴款，以确保公司能为你出那笔同额款项。其次，建一个Roth个人退休金账户并向其足额缴款。如果除此之外你每年还有富余钱，那就将其存入一个常规应税帐户，进行保守型投资。

            如果你急需用钱，就先用这一常规应税帐户内的资金。但你也可以向自己的401(k)计划借钱。此外，你可随时动用自己向Roth个人退休金账户的缴款，而且不必缴税和支付罚款。不过这一帐户内资金的投资收益你是不能动用的。

            你还可以用自己应税帐户内和Roth个人退休金账户内的资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一旦买了房，就开立一个物业套现贷款帐户，它也可以成为你应急资金的来源。

2、买大房子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另一条人们常向二十多岁的人建议的传统理财名言：买尽可能大的房子。

            我对这一建议表示理解。如果你事业刚刚起步，并且预计未来岁月中自己的薪酬会大幅增加，你很可能想要买一所尽可能大的房子。

            毕竟，如果你对自己所买的房子很快便不再满意，那就很难不动心去买一所更好的房子。而这将意味着要支付相当于售房款5%或6%的佣金，还有一大笔按揭贷款申请费、律师费以及搬家费等。

            但请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赞同房地产是最佳投资的说法，也不认为你应该买尽可能大的房子或借尽可能多的按揭贷款。

            借一大笔钱去买一所非生活所需的大房子从理财的角度看是愚蠢的。你会为自己背上沉重的按揭还款负担，还要终生缴纳大笔的公用事业费、维修费、物业税以及房屋保险费。正确的做法是，当购买平生第一所住宅时，所买房屋够自己和家人长期居住就行了。

3、购买人寿保险

            保险公司业务员经常敦促那些20多岁的人购买终身寿险，称年青时购买可以少缴保费。

            别听他们的。诚然，如果选择的保险公司、险种以及购买时机都合适，购买终身寿险应该是一项不错的投资。但对二十多岁的人来说，这类保险未必能起多大作用。

            请记住，购买人寿保险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你的家庭提供保障，而二十多岁的你可能还没结婚呢，更不要说有孩子了。如果你已婚并有仍在幼年的孩子，你当然需要使自己的家人获得充分保障。达到这一目的的最省钱方式是购买定期寿险，这一险种只在人死后一次性赔付一次，再无其他回报。

            而终身寿险不仅有死后赔付，还能给投保人带来投资收益。由于终身寿险的保费很高，你可能会要求缩小一些保险覆盖范围，而这意味着你的家人得不到充分保障。此外，如果你购买了终身寿险，那你可能就没有余钱进行更好的投资了，如向Roth个人退休金账户和401(k)帐户缴款。

4、购买增长型股票

            人们常鼓励那些二十多岁的人大量投资股市，因为他们几十年后才会退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等待股市触底反弹。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好建议。

            但实际做起来可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你肯定不想为自己在股市的大量投资整日担惊受怕，在股市下次暴跌时割肉清仓。但对股市新手以及从未经历过股市暴跌的人来说，这种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我的建议是：用60%的资金买股票，40%的资金买债券。如果你发现自己承受市场波动的能力很强，那么在一到两年后可以将85%或90%的资金投资股市。

            年轻投资者还常被告知要购买涨势凌厉的增长型股票。这类股票很可能短期内表现良好，但你的投资初衷是获得良好的长期回报。

            不幸的是，这一期望很可能无法如愿。学术研究显示，创造最高投资回报的往往不是增长型股票，而是那些逢低买进的价值型股票。

            我并不是建议你只买价值型股票。你建仓时应使自己的投资组合多样化，既买增长型也买价值型股票，既买美国股票也买外国股票。如果你日后想偏重投资价值型股票，那时候你可以放手去做。但投资多样化是你的当务之急。

『评论』以上建议由于是出自国外分析人士，因此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符合您自身的生活和经济情况还要您自己把握和判断，任何理财方面的建议和意见都不一定完全适合您，只有您自己根据各方面的因素和自身的经济条件来做权衡，转载此文只是希望能对各位有所参考，但是我个人觉得其中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比如买房子，很多年轻人都要买大点的房子，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千万不要贪图大，要实用和适用，避免过早的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而且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能要一次、甚至几次的房子，不要一开始刚上班就贪图大，并且不要豪华装修，没有必要，即费钱又不环保。

无意中看到这个，为我们国家损失那么多的土地而痛心，也衷心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发愤图强，中国成为强国，我们的民族能够不再重现历史上割地赔款耻辱的一页！

 
世界近现代史上领土损失最多的国家（转载）
           

第5名：德国

德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损失惨重。西部，德法有争议的阿尔萨斯和渃林两个州让给法国；北部，石勒苏益格州让给丹麦；东部，西里西亚州全部，勃兰登堡州部分地区以及奥得河流域，但泽自由港，切什青，波次坦等大片领土让给波兰；东普鲁士被苏联强占，即现在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南部工业基地波希米亚，独立为现在的捷克等地。总计，德国共损失了40%以上的领土。从庞大的德意志帝国沦为地理上的小国。

第4名：墨西哥

墨西哥在19世纪与美国的战争中，丢失了北部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利桑纳等大片属地，共计上百万平方公里，约损失了50%的领土。

第3名：中国

中国在17世纪清兵南下时，被俄罗斯偷偷在西泊利亚建立军事据点，失去了北亚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尼布楚条约》中又失去了“贝加尔湖”延岸，尼布楚等地；而后《北京条约》《爱辉条约》中又失去了外兴安岭，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等地；加上蒙古独立，南海诸岛，巴尔克什湖沿岸和唐努乌梁海[让俄]，帕米尔高原，藏南，江心破[让缅]，薪岛长白山[让朝]，流球[让日]共计上千万平方公里，约损失了60%的领土。

第2名：土耳其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了边，战败后其欧洲部分仅剩下伊斯坦布尔一城，亚洲部分的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让给法国“委任托管”，地中海上的属岛全部被希腊强占。加上19世纪就从土耳其独立的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土耳其功约损失了70%的领土。从堂堂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沦为在欧洲家门口苦苦等待“入盟”三流国家。

第1名：奥地利

奥地利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错了边，跟着“老大哥”德国受尽了羞辱和委屈，人口领土损失惨重。北部的大片领地独立为捷克，斯若伐克，波兰等国；东面一部分让给罗马尼亚，另一部分独立为匈牙利；南部损失最大，从波黑，克罗地亚到斯若文尼亚全部进了南斯拉夫的口袋，连最后的出海口也被意大利夺走。奥地利帝国从赫赫“布斯堡王朝”国王，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名义上整个欧洲的皇帝到沦落成为“仅保留首都维也纳及周边区区数州”的内陆小国，共损失了80%以上的领土，当之无愧的成为现代史上损失领土最多的国家！

附：网友评论

1、失地的定义需要讨论

一个帝国突起，占领征服许多民族，大片土地。后来该帝国衰败了，解体了，被征服民族独立了，不能说是该帝国失去领土
一楼列举的如当年奥斯曼帝国曾占领欧亚非大片土地，大约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之广。后来奥斯曼帝国解体，这些民族得到解放，不能说是如今土耳其失去了土地。把希腊，保加利亚，埃及等看成是土耳其的失地太荒唐，对于希腊，保加利亚，埃及等国太不公平。
同样，奥地利，奥匈帝国解体也不是失地，把捷克看做奥地利的失地不公允。也许有些具体的边界争议，但不是失地问题。
美洲新大陆，全部是印地安人的固有领土，欧洲移民的争夺地盘也不是谁失地的问题。当年有人把福克兰群岛问题和香港问题等同，荒唐。香港当然是中国固有领土，福克兰群岛对英阿双方都不是固有，就看谁争到手。最多是个先后问题。
一楼的列举，我看只有中国和德国才是真正的失地国！（列举的某些具体项目还待讨论）

2、应该算面积啊
一个外蒙古应该可以顶好多个国家了

3、大部分都是帝国体制崩溃，失去了原先占领的土地。